全球化结束了吗？近几年类似的声音不绝于耳。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发表了一篇文章《全球化结束了吗？》，最终给出的结论是：全球化并未结束，只不过它可能不再是我们想要的那种全球化。当前，关于全球化剧变的讨论甚嚣尘上，折射了人们对全球化发展现状和未来的普遍忧虑。若要真正理解全球化，可能需要回溯到海权的缘起与兴衰，从那里找寻贸易、市场和开放的最初意义，理解全球化的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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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市面上关于全球化的著述汗牛充栋，但从海洋文明史的视角解答全球化发展的著作却不多见。英国知名历史学家，也是重要的海军历史学者安德鲁·兰伯特（Andrew Lambert）通过《海洋与权力：一部新文明史》，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理解海洋、大国博弈与文明的来路与方向的窗口，不仅通过大量史实将全球化的缘起和发展轮廓勾勒出来，而且将地缘政治的主线贯穿于叙事结构中，深度剖析了海陆文明的冲突与现代世界的形成。

时至今日，海权更多地被解释为一种战略，或一种军事存在，但鲜有人关注到海权背后的海洋文明，以及海权的文化真谛——自由、开放和包容。全球化何尝不是一种人类文明与现代世界博弈的产物，而海权的缘起和演变，无一不揭示出全球化本身的历史复杂性、曲折性。

人为制造的海权

全球化与其说是一次冒险和未知之旅，不如说是一次海洋国家谋求生存和发展的无奈之举。自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欧洲国家开始了一段大航海时代，拓展市场、寻求原料、发掘财富的全球化时代同步开启。起初，欧洲封建王室并未能预料到大航海将会深刻地改变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命运，也根本没有意识到海洋文明的扩张会将全球化投射怎样的高度。后来的一系列故事围绕大航海而展开，海陆文明展开了激烈的冲突。一个个海洋国家崛起（通过战争），一个个陆地国家被开发（被侵略、占有）。本书开篇的导言虽然将海权称为一种文化，但文化的背后却无法掩饰海洋文明的野蛮。当然，现如今的全球化已经演变成为中性词，但这个过程却充满曲折和痛苦。从战略和军事的角度看，海权被视为全球化早期演化最为重要的因素，海权理论的提出者——美国A.T.马汉和英国的P.H.科洛姆马汉因此而闻名。

海权就是海上的帝国，依靠控制海上交通来获得凝聚力、商业利益和控制力。早期的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后来的荷兰、英国、法国、美国等，都依靠海权的扩张获得了强盛的机会，就此崛起。但是，海权国家是否带有与生俱来的影响力或实力呢？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回顾历史上的东西方大国，海权的重要性并不算突出，陆地文明从来都是主流。如作者所言，海权国家并不强大，相反，正因为它们弱小，所以它们专注海洋，为了自己的生存和繁荣选择了一个不对称的重点。如今看来，海权并不具有绝对性，曾经所谓的海洋强国，如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等，早已不是最发达的国家，即便是后来崛起的日本，也并不能始终保持强大，历史上更多见的，其实是海权国家一时兴盛之后的迅速衰败。正如安德鲁·兰伯特在书中所说，弱小使得这些海洋国家的军事实力欠缺，只能进行有限的战争，更需要通过寻求盟友和谈判解决问题。

那么，海权是否被夸大了呢？以大英帝国的繁荣和衰落为例，尽管曾经不可一世，但最终也难以驾驭超出自身实力的殖民地经济，最终因越来越多的大陆国家“觉醒”而遭遇重大挫败。海权依赖海洋活动，并采用罗马制海权的不同版本作为其战略选择。然而，这一战略也可以被主要的大陆国家采用，无须进行重大的文化变革。本书将海权作为一种文化的概念给予了不同的理解视角。从海洋文明的发展进程来看，海权一开始也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一种人为制造的身份，海权的重要性也是因海上交通、贸易往来而逐渐被重视。当海上行为体开始保护和控制连接资源和市场的海上航线时，它们就为制定海权战略、控制海上交通以及自身的海权身份奠定了基础。可见，海权的身份与海上自由贸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安德鲁·兰伯特认为，海权是地中海贸易模式进化的直接结果，长距离贸易和经济发展驱动海洋国家寻求扩大海权。

当然，海权的发展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早期的海洋国家迫于生存和发展需要，以大航海的冒险形式往外拓展生存空间，严重依赖进口资源来延续文明。海上贸易网络的广泛兴起使得控制海上贸易的竞争变得激烈起来，同时海上贸易为进步、变革和赋权的理念提供了载体。从文化交流的角度不难理解，海上贸易的繁荣和海权的扩张的确带来了世界各地的文化交流。早期的海上贸易仍是充满威胁和挑战的旅程，但随着海洋交通运输的便利增加，特别是人们利用海风、洋流和天体运动的能力不断增强，海洋成为古代地中海世界的中心。此时的海权国家在作者看来仍是弱小的。海洋国家用贸易和贡品换来了相对的独立。贸易的增多也产生了新的冲突，逐渐强大起来的海洋国家开始实施扩张政策，以寻找岛屿和孤立的地点，获取金属、农地或航海用的战略基地，这些基地成为其势力范围，并用来为控制海上交通的战舰提供支援。

海权发展背后的和平与战争

如果说早期的海权扩张只是基于小范围的贸易往来，以维系进口资源、维护海上交通的安全为主要目标，那么后来的海权发展就超出了经济和贸易范畴，扩展到了政治和军事领域。安德鲁·兰伯特在分析腓尼基城市的海权扩张进程时指出，作为人口有限的海洋国家，腓尼基城市在利用海上交通、金钱和结盟来比拼经济承受力的有限战争中是有效的，但事实证明，它们完全无法应付埃及、亚述、古巴比伦、波斯以及最终的马其顿王国的大规模的军事力量。但是，这些海权小国虽然被征服，却为更多的国家带来了新的机遇，即通过确立和发展海权来增强自己的实力。

为了争夺贸易路线和经济区的专属控制权，用于海洋战争的军事武器、军事装备和海权战略被不断开发出来。“充满活力的城市和国家为繁荣而时刻盯着大海；它们需要海军力量来获得必要的控制，在这个过程中，它们成了海洋国家。”彼时的地中海贸易尚处于发展初期，开始形成区域性的贸易中心，商业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贸易的联系同样催生了文化交流。这一时期，海洋城市的兴起仍在于满足内陆大国——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的资源需求，保障贸易安全成为海洋国家的核心任务。这就产生了一个重要问题，即海洋国家控制海洋的政治合法性。以海洋为基础的文化和代议制政府形式带来了知识和物质进步，海洋文明的认同感和共识促成了许多海洋城市的共同体行为，希腊的爱琴海文明就此成为海洋国家的雏形，而关于海权的政治文化也在日后得以延续。

现代海权的概念和制度建设经过了漫长的过程，弱小的海权城市逐渐发展成为海洋国家，海洋文明的认同文化推动了海权国家的形成。书中详细描述了威尼斯作为海权国家崛起的历史进程。起初，威尼斯通过发展海洋贸易和控制海上交通实现快速发展，但由于缺乏强大的海军力量保护，只能依赖土耳其这个大陆国家，最终却不得不疲于抵御土耳其的侵略。由于丢失了地中海东部的重要基地，威尼斯被迫将经济重心转移到陆地。然而，在力量不断衰落的同时，威尼斯也逐渐从转口贸易转向制造业，工业和资本取代了海外贸易，将陆地与海洋的战略优势结合，促进了财富增长和经济发展。

威尼斯为海权国家的崛起提供了成功的样本，随后崛起的荷兰和英国无一不是汲取了威尼斯的经验教训。作为同时拥有海洋和陆地的国家，这些后来崛起的国家既重视发展海外贸易，广泛从事海上经济活动，同时注重发展海洋军事，保护自己的海权利益。伴随着海上经济利益增多、海外贸易扩张和海上交通繁荣，英国和荷兰展开竞争。荷兰在发展海洋贸易时采取了错误的战略，即削弱甚至放弃海洋军事，以减轻财政负担。安德鲁·兰伯特认为，荷兰的政治精英确立海权的身份后，更多地关注海上贸易的利润，而不是欧洲大国入侵的风险，财政和政治成本的考量以及高税收等因素共同抑制了海事活动，阻碍其发展强大的海军。而后来的英国认识到海军的极端重要性，只有通过发展强大的海军才能维持海权国家的生存。三次英荷战争后，英国得以建立起海洋-贸易-殖民地的帝国模式。

海权的本义在于开放和包容

海权的发展是一段曲折而痛苦的过程，无论是威尼斯还是荷兰，最终的失败都可以归结于海权战略的失败。曾经依赖海洋贸易发展起来的海权国家，因忽视海军的发展，而且对海外入侵的风险置若罔闻，无法维持海权，最终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但是安德鲁·兰伯特依然强调了这些海权国家的兴起对海上贸易的积极意义。早期的大航海时代，海上贸易的兴起和海上交通的便利启动了最初的区域全球化。海权模式的核心要素便是开放、包容和克制。海洋国家依赖商业、舰队和商业精英主导的相对包容的寡头集团，同时尽量避免与陆地大国起冲突，采取克制、让步和建立联盟的手段保护贸易。公元前5世纪初期弱小的罗得斯便是古代海洋国家的典型，共和政制为其发展海上贸易提供了必要的稳定，和平中立的外交则使其得以生存。另一个例子是热那亚，由于没有足够的收入和资源来跟不断崛起的民族国家竞争，它只好逐步发展成一个自由港，以摆脱日益衰落的西班牙帝国的统治，寄希望于更广泛的经济体系能够保护自己不被大国接管。

而在大航海时代拔得头筹的葡萄牙，在安德鲁·兰伯特看来并非真正的海权国家。一方面，葡萄牙从来不是一个海洋国家，相反，仍以农业殖民地为主导，首要军事力量是陆军而非海军；另一方面，葡萄牙的政治精英保守，热衷于王室垄断和传教工作，这些做法封闭了海洋，限制了海权的发展。

那么，大陆国家是否能发展成为海权国家呢？安德鲁·兰伯特以俄罗斯为例，花了较大篇幅讨论大陆国家的海权认知问题。俄国就像罗马和西班牙帝国一样，是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海军作为战略工具的陆上大国，它无意成为一个海权。作为大陆国家，俄国当初之所以发展海军，主要还是学习了当时先进的欧洲国家，效法威尼斯、荷兰和英国建立海军，修建海军基础设施，发展海洋军事技术，在英国招募精通军舰设计、建造和装备的熟练造船工人和高级工匠。经过短短十年时间，彼得大帝统治下的俄国从陆地国家完成了“海军化”。和主流的观点不一样，安德鲁·兰伯特认为彼得大帝大力建设海军，带有明显的战略性意图，目的在于利用海军强化陆地战略，为俄国取得出海口。本质上彼得及其治下的俄国仍是传统的陆地国家，集权、专断和专制的经济政策（农奴制）是其作为陆地军事国家扩张的基础，而非发展真正的海权，成为海洋大国。

在安德鲁·兰伯特看来，海权真正的内涵并不是战争、冲突和征服，海权发展的历史一再证明，曾经短暂辉煌的所谓海洋国家并不是真正的海权。这些国家的兴衰虽然表面上反映了海权的更替，但其背后却是海洋文明内涵的丧失。安德鲁·兰伯特强调，真正的海权国家的文化遗产在当今世界极为重要，其内核就是自由和包容，通过海洋与世界建立紧密联系。这是一种文化选择，而不是海军力量的问题。海洋国家当初发展海权的初心在于维持生存和发展，具有政治包容性，虽然不得不通过有限的战争和发展海军力量等维持其生存，但更强调商业利益，追求贸易而不是征服。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同属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任何的割裂和对立都将削弱海洋文明的本义，开放和包容任何时候都不可或缺。

《海洋与权力：一部新文明史》

[英]安德鲁·兰伯特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博集天卷·读行者 2021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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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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